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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9 23:21:5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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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zengming50 于 2017-10-10 20:10 编辑

浒湾书铺街:接续建阳,盛极清中   韦力撰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从河口镇前往金溪县的浒湾镇找不到直达车,从上饶把我和毛静送到河口的郑书记还有事要急着返回,这种情况显然让潘旭辉未曾想到,于是他边打电话边想办法。好在他们学会的一位副会长正在另一个地方开会,他返回之时会路过河口。潘旭辉乘上郑书记的车返回上饶,而让他的司机把我跟毛静送到金溪。

从河口到金溪,大约130多公里的路程,好在之间有高速路相连,在到达出口时,毛静已经提前联系好了当地的两位朋友在高速口,毛静介绍我与这两位朋友相识,他们一位是金溪县人民网站的站长樊老师,另一位则是当地县地方志办公室的曾铭老师。寒暄过后,乘上他们的车先来到了县城,在这里访了一座藏书楼后从县城直接开往浒湾。


广场仍然在建设之中

樊老师开车速度很快,20余公里的路程,半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在路上,曾铭先生跟毛静热烈地探讨着在哪里又发现了浒湾所刻之书。毛静说,自己用了很长时间来系统地收集浒湾的刻书,而后总结出了一个规律:发现书牌中带有某种称呼的字样就是浒湾所刻之书。为此他已经收集到了当地书坊的80个堂号,但毛静强调,这些堂号不是并存,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此起彼伏。

到达浒湾镇首先见到的是一个十分巨大的石牌坊,这个牌坊远比澳门的“大三巴”要高大得多。曾铭介绍说,这是当地一位发了大财的房地产老板捐建的,据说建造这个牌坊花了几百万。他跟毛静感慨,如果这位老板拿出这么一笔钱来到处去收购浒湾所刻之书,那其所做出的成就肯定要比建造这个牌坊伟大许多。


牌坊正对着的是一座佛寺

道路和牌坊之间隔了一条河,而河上架的是一座石拱桥,显然汽车不能从桥上通过,而樊老师对此地很熟悉,他直接驶过牌坊,而后从一条小土路登上了河堤,又从河上的另一座小桥驶入眼前所见石牌坊侧边的一个面积巨大的停车场。我们到达时已是下午4点多,可能是这个原因,这个能容纳几百辆车的停车场仅有我们一辆车停在了这里。其实太多的选择自由也是一种烦恼,我能够感觉到樊老师在这停车场上兜了大半圈儿都不知道要把车停在哪里好。

下车之后,当然首先是欣赏这个巨大的石牌坊,虽然是新刻,但上面雕造的图案却都是跟书有关者,这总给我以亲切感,然而最上端雕造的四个大字——“宋版印刷”,这几个字既不像牌坊名也不像一句话。毛静说,根据已有的资料记载,浒湾刻书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这里将其写到了宋代,显然太过夸张,更何况,在宋代时这个浒湾镇还没有建立呢。


停车场旁的巨大石牌坊


最上面写着“宋版印刷”

关于浒湾镇建立的时间,按照同治九年版《金溪县志》上的所言:“浒湾名金冠里,明初无市,惟古竹街有之,后以舟楫辐辏,市遂集于此。嗣设府幕一员,商贾不胜其扰,市肆肃然。明万历间(1607),知县丁天毓请于抚按,撤去专官,按肆量派税,有定额,商集如故。”

由此可知,到了明代初年,这里才渐渐形成了集市。看来,建此牌坊的好心人只是认为宋版书最为有名,所以就把浒湾的刻书历史直接追溯到那个黄金时代。但牌坊下方的所刻字句倒是一种真实的描写——“华夏雕版印书古镇”,可惜这句话本是想夸赞浒湾刻书声名远播,但它却缩小了当地的印刷品种。从现有的资料看,浒湾镇出版的线装书,除了雕版这种印刷方式之外,另外还有木活字本。

从石牌坊到镇的边缘地带还有一百多米的距离,从现况来看,这里等待着进一步的修建。而在石牌坊正对的后面则是一个佛寺,从佛寺的侧旁走入了一个古老的石门洞,穿过这个门洞就进入了浒湾镇。


古老的门洞

走入镇中,顿时让我的思维方式切换到了另一个时空,因为眼前所见都是青砖灰瓦的老建筑,尤其地上的石条,因为经过了无数木轮车的碾压,使得这些石条上形成了纵条形的沟壑。樊老师是位摄影专家,他在金溪县城内特意找人送来了几个摄影包,我看到里面的长枪短炮,这绝对属于专业级的,让我这个摄影菜鸟自惭形秽,故而进入了这座古镇,我时不时地跟他偷艺,看他如何能够拍出令人震撼的照片,可惜我尾随一番依然不得要领,只好继续拍自己感兴趣的地方。


时间隧道

沿着这条古街一直向内走,从外观看,这些老房子大多已经破败。从一个个的院落穿过,有些院落还住着人家,不知浒湾出版业衰落之后,当今的住户是靠何种手段来谋生者,与我同来的三位朋友都曾多次来到这里,所以他们带着我穿行在这条古街上,并能边走边介绍,让我对浒湾多了更多的感性认识。而我在这里也看到了“大夫第”的匾额,由此说明当今的古镇也并非全是商户,说明这里也有着出身不凡的文人。


仍然有人居住

浒湾镇面积很大,我们所转之处主要是前书铺街和后书铺街,这两条街概括了当年浒湾镇主要的商业形态,新修的《金溪县志》上说:“浒湾木刻印书,始于明,盛于清,鼎盛时期则在清朝中叶的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此时,凡经、史、子、集类书,在这里都能刻版刊行。随着木刻印书的兴起,在浒湾的一些街巷中,先后盖起了鳞次栉比的铺栈、书店、作坊。为了便于藏书、搁版、印刷、经售,这些作坊、铺栈的建筑式样大同小异,均作纵深式加厢楼,高瓴格式。年深月久,就发展形成江西独一无二又具有很高文化品位的前书铺街和后书铺街。”


“漱石山房”介绍牌

毛静带我从前书铺街穿入了一条小巷,在小巷的顶头位置有一个院落,该院落门口的右侧墙上钉着一块介绍牌,上面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写着:

漱石山房

著名的刻板、印书作坊的堂号,创始于明代中晚期,天一阁及国内外较大的图书馆均有该堂刻印的古籍善本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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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9 23:22:53 | 显示全部楼层

看来,这是当地有名的一家书坊。我很想进内一探究竟,可惜此时大门紧闭。正在此时,听到身后有车轮碾压地面的声音,回头一看,是一位中年人正蹬着一辆破烂的三轮车骑入这条小巷内,可能是因为年久失修,此人蹬得十分费力,毛静立即上前帮其推车,骑三轮者也不言语,他把车停到了漱石山房门口,而后掏出钥匙打开门,吃力地把车拉了进去。


不言语的推车人


开门中

我站在大门口向内张望,看到里面是一个很小的院落,而这位蹬车人并未将三轮车放入院中,而是直接把车推到了屋里。


站在门口向内望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进入院中拍照,毛静鼓励我:要把胆子放大一些。于是我小心地进入屋中。


大着胆子跟进去

我问此人是否可以拍照,然其仍不吭声,我不清楚他是听不懂我的言语还是不愿意搭理,但既然进了门,我总不能放过机会,于是快速地拍下了几张照片。


在屋内看不到任何跟印刷有关的用具


里间屋景况

而毛静则跟他用江西话来交谈,虽然我听不懂,但至少我能知道毛静说了十句,那人也没回应几个词。看来,想向此人了解漱石山房后来的情形,已经没有太多的可能,至少我在他的院中和屋中都没有看到制作书的工具。而当我重新回到门口时,我方注意到其家大门口所贴的一副对联竟然是基督题材,看来其家已经是入教之人。


门牌号

重新回到书铺街,转到了该街入口的位置,到此时方看到这条街的顶端有一个门楼状的古建筑,这个门洞的门楣上刻着“藻丽嫏嬛”的字样,以此显现着这里以刻书名世的历史,《金溪县志》上说:“后书铺街街口亦设一石拱门,上面嵌着道光癸卯年(1843)合坊鼎建的‘藻丽嫏嬛’四字石匾一方。前、后书铺街的另一街口均以浒湾大街相连接。”


“藻丽嫏嬛”

由此可知,我们是倒着走在了该街上,在此先看的是后书铺街。而由此右转,穿过一段连接线,就进入了前书铺街,对于此街的原有情形,《金溪县志》上写到:

前书铺街街口有座拱形门,用麻石砌成,门上嵌有籍著中华横方匾额(“文化大革命”中拆毁)。前十数步,是用石柱、石板咬接为栏的洗墨池,面积一亩有余,源头导以活水,是当年盥洗木刻印版的地方,故池水常年墨黑,挖下去数尺的泥土仍黑得发亮。池旁,有乾隆壬寅年(1782)立的高六尺、宽三尺并镌有如斗方大小的“聚墨”二字的石碑,碑的上部横刻着“流芳百岁”四字。池畔,是直通金临驿道的大路。有堤隔为二,堤上有桥,桥头有碑,名曰“会仙桥”。堤长约300米,成丁字形,上通万寿宫,下接前书铺街。


前书铺街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前书铺街上的一些标志物而今在“文革”中已经被拆除。其实更为遗憾的是,在前书铺街原有一块“禁书碑”。在著名的刻书之地列有“禁书碑”,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反差,《金溪县志》上称:“是前书铺街与后书铺街接引贯通的灞陵桥巷交会处,此处有一方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立的严禁淫词小说禁书碑。碑高约四尺、宽六尺,上面列举的禁书约二百种,如《水浒》、《西厢记》、《红楼梦》、《牡丹亭》、《今古奇观》、《笑林广记》等(‘禁书’、‘聚墨’两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


张望

在前书铺街的中段看到了“旧学山房”的匾额,此匾的旁边还有一块新匾——“中国印刷博物馆浒湾分馆”,然此馆却大门紧锁。曾铭先生说:里面都是空的,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但我觉得这里既然已经跟印刷博物馆挂了钩,想来也会有些实物在。北京的中国印刷博物馆我去参观过两次,在其展馆里不但有一些历史典籍,更重要者,里面还有大量的古老印刷设备,那些设备我感觉排得太密,不知会不会运一些来放到这里作展品。


旧学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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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9 23:23:16 | 显示全部楼层

此文列出的禁书品种显然不多,而王咨臣在《江西最大的刻书作坊——浒湾书铺街》一文中称:“书铺街最引人注目的是禁书碑。它是清同治十一年(1872)壬申四月所建的三座大石碑,竖立于前书街口,上面刊刻着《严禁淫词小说》书目两百余种,如《水浒》、《西厢记》、《红楼梦》、《牡丹亭》、《今古奇观》等等,均属于‘禁刻、禁印、禁谈’之列。”

看来,这块“禁书碑”上列着200多种禁止刊刻、禁止刷印,甚至禁止谈论的书,但从所列书名来看,似乎这些书也谈不上是淫秽读物,看来那时的禁书更多者是从社会安定着眼,比如这里面列出了《水浒传》,而该书中统共也没写到几个女人,该书被禁,显然是防备社会上的人读到该书后,“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啊”。这样的禁碑倒是很意思,不知“文革”时为何将其砸烂。


多少制书人曾经由此踏过

沿着前书铺街一直向前走,在街的另一侧又看到了像骑街楼一样的古建筑,对于这种建筑的名称,王咨臣在其文中有着如下说法:“浒湾镇有前后两条书铺街,都是专门从事木版刻印书籍及画版、花版等工艺。两条街是平行的,由西向东延伸。前书铺街,长达二百四十米、宽三米,有店铺及住屋三十一栋;后书铺街比较短一些,只有一百七十米、宽三米,只有店铺及住屋十六栋。两条街的中间有一条‘楼仔巷’,巷上建有‘更楼’,可以前后相通,是过去人‘打更’报时间用的。”


骑街楼

我对浒湾感兴趣则缘于毛静先生的一番话,某次在聊天时他跟我说:北京琉璃厂旧书街的形成,其实就是浒湾人开创的。按照以往的说法,在琉璃厂经营旧书者大多是河北衡水人,而毛静的这个说法我却未曾留意到。毛静称,当时浒湾的旧书商把书的生意做到了通衢大邑,北京当然也不能放过,可惜到了太平天国期间,浒湾所出之书无法运到北京销售,所以当地的许多经营者渐渐离开了琉璃厂,而后正是衡水人填补了这个空白,所以说,衡水人经营琉璃厂已是到了晚清时代的事情。


叹息

毛静的这个说法令我颇感新奇。我们参观完浒湾镇的书铺街,之后见到了金溪县旅游局局长胡军民先生。胡局长送给了我一本2015年第12期《中华遗产》,而该期的“特别策划”之内容就是浒湾,此篇文章的作者名申晓飞,该文的名称是《浒湾刻书——那时的斯文》。翻看这册杂志,最亮眼之处乃是里面的照片,而该篇文章的摄影是王牧等人。

晚上就餐时,我恰好坐到了樊老师的旁边,于是我拿出这本杂志向他请教:为什么别人拍出的照片如此的漂亮?樊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我讲解着该杂志中的照片都是如何拍出来者。如此想来,专业的事情应该让专业的人去做,我还是接着写自己的小文章吧。

然而申晓飞的文章也确实写得灵动,比如他把浒湾称之为“小上海”:

浒湾镇的古街被小雨浸润,石板路更加醒目,凸显出为运送沉重的书籍而磨出的车辙沟。街两旁的刻书坊、店铺,带着旧日的排场,清寂地立在那里。从被遗落的门牌可以看出,这就是浒湾镇的重地——“书铺街”。据说浒湾镇曾名列“江南四大名镇”,又曾被称“小上海”,都与这条名街有关。如今能找到的最好纪念物,是过街门楼上著名的“藻丽嫏嬛”石刻,此地曾文雅华丽如天宫的藏书楼一般。

我对这篇文章最感兴趣的部分,当然还是他提到了浒湾跟琉璃厂的关系:

乾隆己丑年(1769年),乾隆庚辰年进士、藏书家李文藻进京候职,寓居琉璃厂百顺胡同,并常去书市游逛,并提笔写下了《琉璃厂书肆记》一书,为当时的文化街作了传。

书中记载,琉璃厂东西可二里许,书铺林立,既有经营旧书的,也有经营新书的刻书堂。他所列举的新书商家一为“积秀”,一为“京兆”,即分别是浒湾的“积秀堂”和“京兆世家”。后一座宅第至今完好地保存在浒湾镇的礼家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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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10 20:06:11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在琉璃厂有了这么多的浒湾人呢?按照申晓飞的说法,在琉璃厂附近有一座金溪会馆,这是我未曾了解到的事实,因为琉璃厂附近各地的会馆确实不少,但我却从未听说过这一家,看来有必要继续穿行在琉璃厂附近的小巷之内,想办法打听到金溪会馆的原址在哪里,但申晓飞却在该文中说了这样一句重要的话:“在琉璃厂出没最多的,是金溪书商。”可惜该文中未曾说明他这句断语的出处。

浒湾当年的盛况,摘自《浒湾刻书——那时的斯文》

申晓飞的这篇专文采访到了当今一位名叫王加泉的老人,按照文中叙述,老人已经过了80岁,是“把技艺坚持到现在的唯一一人”,金溪是不是仅剩下王加泉一位刻书匠人,这一点我不了解,但是该采访文中有王加泉家里成排的活字,而该文的图注中说是“铅活字”,但我从照片上看,总感觉这是一种木活字,不知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

这一户在朝中有人

然而新出的《金溪县志》中,列出了浒湾红杏山房所出版之书,该书坊刊刻过:“《乐善堂全集定本》三十卷,(清)高宗弘历著;《二思堂文集》四卷;《诗集》二卷,叶世倬撰,清道光十四年(1834);《增订汉魏丛书》王谟辑,清光绪二年(1876);《汤文正公集》清同治十二年(1873);《壮悔堂文集》十卷;《遗稿》一卷;《四忆堂诗集》六卷;《诗集遗稿》一卷,清光绪四年(1878)”等书,而后还有一部“《史忠正公集》四卷,(明)史可法撰,同治十年(1871)活字印本4册”,并且明确称是同治十年的活字印本,而在那个时段红杏山房不太可能用铅活字来刷印书,故其所用活字基本上可断定为木活字。这样分析起来,当年的浒湾出版物虽然以木刻本为主,但依然有木活字本,这也更加印证了浒湾镇入口处那个巨大牌坊上所写字句的全面。

关于本镇名称的来由,新修的《金溪县志》上有如下几个说法:

1986年版《金溪县地名志》载,明初,许氏从本邑后潭许家迁此,因建村于抚河湾上而得名许湾,后雅称浒湾。

1992年续修《许湾许氏族谱》新序载,文焕公十一世纪末(即北宋哲宗赵煦在位时)自郡城(今抚州市)大巷迁于金溪归德乡中洲里之西溪金官渡,尔后子孙繁衍,人咸以所居之地名曰许湾。

徐正付在《浒湾琐琰》一文(载《抚河》1982年第二期)中写道:明朝年间,这里只有一个渡口,河岸有一棵大杨柳树,人们因此叫它杨柳渡(即现在的杨柳坡)。一日,许、宋两家到此争地,互不相让。最后议定,各推选本姓壮丁一名,穿着烧红了的铁靴竞走,以竞走倒地为界。许姓壮丁从洲头走到洲尾才倒地而死,而宋姓壮丁只走到现在的宋家亭就倒下去了。于是,许姓占据了大片地盘,传说浒湾因此而得名。

但无论哪个说法,都是讲述这里本名“许湾”,可是如今所见者却是“浒湾”,然而当地人却一律把这个“水浒”的“浒”字读作“Xǔ”。如果按照《辞海》上的解释,这个字本来就有两个读音,所以读“Xǔ”并不为错,但是这样的严谨说法显然不如民间传说来得生动,而《金溪县志》中对于该镇名称这个特殊读音解释,竟然列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我也不知哪一种说法更接近正确,我还是在此做一回文抄公吧:

传说之一
许湾古名金冠里,三个字的地名,喊起来很不顺口。因坐落在水边,街巷多弯多曲,有人翻书查字,提议不如改名浒湾更好听。一来二去时间久了,也就喊出来了。到了清朝,这里的木刻印书业十分发达,加上交通方便,市井繁华,连乾隆皇帝游江南时,也带着纪晓岚几个大臣,慕名乘船来到这里。乾隆坐在船上,老远见码头上立着一块大石碑,碑上刻着“浒湾”二字,又见车马往来,热热闹闹,不觉脱口夸道:“好一个许湾!”皇帝乃金口银牙,说一不二,浒湾从此就读许湾。(见《抚州地区民间文学集成·金溪县卷》。

传说之二
浒湾,在历史上曾经是金溪、临川、南城三县交界的重镇,水陆交通发达,物产丰富,文化繁荣。随着我国雕版印刷的出现,民间印刻事业出现了私人刻本和作坊刻本,给浒湾带来了盛名。明清二代,浒湾刻印的书籍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质量之优,都达到空前的程度。镇上的书坊,已不是几间几所,而是形成了两条街,一曰前书铺街,一曰后书铺街。一部部在浒湾精工刻印的线装书籍吸引着四方文人商贾,自然也到了皇宫。一日,乾隆皇帝一边翻阅一边说:“许湾书籍著中华!”如是,浒湾只好读许湾,沿袭至今。(见林抒《书乡,浒湾散记》)

传说之三
浒湾早先是唐、黄、许、宋四大姓,后来又增加赵、李、姜、周四大姓。在八大姓中,因许姓人才出得多,地方官也多,故以许姓命名为许湾。到了清代,赵姓的读书人逐渐多了起来,他们向皇上奏了一本,说许湾已有上百个姓氏,再称许湾不妥,应予更名,皇上考虑到许湾已是江南十分繁华的集镇,名气不小,改名弊大于利,于是就在许字旁加上三点水,从此,许湾就变成了浒湾。

有意思的是,《金溪县志》把浒湾书铺街一些刻字坊的经营者称之为“老板”,这种称呼方式不知算不算是与时俱进,比如该文中讲到的第一位老板的情况则是:

杨随,金溪人。原在四川泸州开设药铺,其从兄同在泸州经营书肆,因经营不善而亏损,杨随将自己的药铺让给从兄,自己转业经营书铺。多年经商的他,头脑活络,把浒湾的书籍视为祖业对待,经营理念新颖,经营方法灵活。年终结算,书肆赢利比药铺大得多。人们对此不解,杨随回答说:“书可资博览,且祖业也。”

看来,原本开药铺的人都会转行开办书籍作坊,可见这个行业当年有着较大的吸引力。而对于我未能入得其门的旧学山房,《金溪县志》中有如下的记载:“谢甘盘,浒湾较有名气的学者,也是浒湾文人中的后起之秀,对书籍有着特殊嗜癖,筑有旧学山房精舍,广为搜罗旧刻书籍,重新刻制木版印刷以自娱。”

门楣上刻的字,毛静说他几次来都没注意到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浒湾镇的刻书,浒湾镇为什么形成了一个著名的出版中心呢?它是从哪里学到的这种技艺?《抚州文史》2008年第1期载有陈笑涛所撰《浒湾木刻印书考究》一文,该文中详细叙述了浒湾刻书的来龙去脉,在谈到起源的问题时,该文中写到:“浒湾木刻印书起源于部分商人贩卖建阳书本,进而传承建阳一些刻书世家的家传技艺。乘他们转事他业之机,广为收购书版带回浒湾,开办刻书坊,并迅速崛起,填补了建阳书业衰败后留下的空白。”

一侧是砖石,一侧是木料

看来,浒湾人最初经营书只是转卖而非制作。他们是到从宋代以来的刻书中心——建阳去进货,再后来他们就发展到把建阳的书版买回来到浒湾去刷印,到了明末清初,建阳书业已经衰落了下来,而浒湾的崛起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对于这一点,《金溪县志》也有相应的论述:“浒湾木刻印书起源于部分商人贩卖建阳书本,进而传承建阳一些刻书世家的家传技艺。乘他们转事他业之机,广为收购书版带回浒湾,开办刻书坊,并迅速崛起,填补了建阳书业衰败后留下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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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10 20:07:20 | 显示全部楼层

读书人家

拿这段话跟陈笑涛的文章进行对比,发现这两段文字的叙述完全一样,不知是不是《金溪县志》抄录了陈笑涛的文章,但也有可能《金溪县志》中关于浒湾刻书这一段正是出自陈笑涛之手。但相比较而言,还是《抚州文史》上的所写更为详细,因为其文中还谈到了浒湾人的经营模式:“经营者均采用生产与经营合为一体的模式,且多是家族独资经营。也有合股经营的,但以亲戚或朋友合股为主,不接受外族股份,也不带外族徒弟。他们一方面是书籍印刷生产者,另一方面又是书籍流通的经营者。皆精通生意经,善于把握时机,谋求发展。”更为奇特者,该文中还提到了浒湾刻书所用的板材:“先是上山选择雕版所需要的优质树材,多用樟木、梨木和荷木。接着是将砍下的原木锯成两厘米厚的板材,放置通风处阴干。然后是制版,每块的正反两面刨平磨光。”

衰败之中

古人把出版著作形容成“付之梨枣”,由此可知,古代刻书的书板其材质主要是梨木和枣木。陈笑涛在文中虽然也提到了梨木,但他又说到了樟木与荷木。关于樟木的书板,有的文献中则称,建阳本很多就是用樟木所刻者,因为这种木料的材质太软,所以建阳本落下了刊刻不精的恶名,但至少说明樟木的确可以用来刻书;然而荷木是一种什么木料,我对此完全不懂,但肯定不是荷花的杆。所以,这段话至少写明了浒湾刻书还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木料。

一家大的商号

关于浒湾最早的刻书时间,《金溪县志》列出了明代当地的四个刻书堂号:

万历、天启间,金溪出现了四个刻书堂号。
一为金溪王世茂车书楼。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当代名公鸿笔百寿类函释注》八卷,万历四十七年(1619)刻《车书楼汇辑各名公四六争奇》八卷,天启间(1621~1627)刻《尺牍争奇》八卷。
二为绣谷周氏万卷楼。万历二十七年(1599)刻《官板举业卮言》四卷。
三为金溪书林周文明坊。万历年间刻《易会》八卷。
四为金溪王氏一贯斋。天启七年(1627)刻《明便通书》四卷。
刻书有了堂号,应该说具有了商业性质。从其刻印书名来看,也超出了文人自刻己著、广赠师友以求立言传世的初衷,而是刊刻士子的实用书籍,以售书谋利为目的。

看来,直到明万历年间,浒湾人才开始独自刻书,而此前主要是转卖成品和收购书板,清代的乾嘉时期乃是浒湾刻书的鼎盛。

只能把相机伸进去拍

关于浒湾刻书的衰落,陈笑涛在文中写到:“至清同治年间,浒湾的木刻印书开始衰落,但经营铺栈、书店仍有60余家,其中有47家聚集在前、后书铺街,其余十几家则散居在该镇其它街巷和附近的中洲等村庄。它们中较大的有两仪堂、余大文堂、文德堂、文奎堂、文林堂、善成堂、三让堂、可久堂、红杏山房、旧学山房、漱石山房、文信堂、四友堂、忠信堂等。这些铺栈、作坊的木刻印书不光在本地销售,而且在全国的一些大中城市,尤其是地处长江中下游水路交通畅达的口岸,如南昌、南京、芜湖、安庆,均设有分号分店。”

没有了人,衰败得更快

浒湾竟然形成了如此大的经营规模,那为什么又迅速地衰落了呢?当然,这跟当时的历史变化有很大关系。因为石印技术的普及,使得这种传统技艺越发显得笨拙,而他们原有的书板也渐渐地损失了。关于书板的结局,陈笑涛在文中写到:

清末民初,随着石印技术的推广,浒湾木刻印书每况愈下。到了民国中期,就已经被淘汰。原刻雕版因没有经常印刷而遭霉烂和虫蛀鼠咬,以致残缺不全。民国三十一年(1942),日军侵扰浒湾,纵火焚烧,使浒湾四分之三的店铺变成焦土,雕版也遭到损毁,几乎殆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部分雕版被书铺老板的后人当柴烧掉,一部分被文化馆收藏,且均为残次版。仅有合市后斛塘村保存有文德堂书局所刻的《皇朝经世文编》雕版和双塘竹桥村镇川公祠保存有余大文堂刻书坊所刻的《十三经不二字》雕版全套。“文化大革命”中,文化馆和后斛塘村及镇川公祠保存下来的雕版成为‘四旧’之物,被当众焚毁。

其实浒湾镇内不仅仅是刻书作坊,因为当地也有藏书人,而这些所藏之本也因为历史的原因,最终大部分被毁掉了,陈笑涛的文中也谈到了这一点:

金溪人不仅印书、著书,且有藏书之风。清末以后,随着木刻印书的凋敝,金溪的藏书楼和藏书量也随之减少。民国三十一年,日军侵扰金溪,在浒湾、县城、双塘等地大肆烧杀抢掠,藏书楼遭受极大的破坏。民间的木刻书也多被烧毁。20世50年代三让堂书局老板后人吴文丁,将家藏先辈刻印的书籍上万册,送交县图书馆。印山藏书楼砚雨楼原主人后代徐善男也献交了几土车书籍。“文化大革命”中,县图书馆藏的木刻书籍作为“四旧”之物,被全部烧毁,唯有县档案馆保存的一部清同治九年版《金溪县志》幸免。在破“四旧”中,个人藏书者中属“黑五类”的,因风险大而暗中将藏书烧毁。大部分人则顺应潮流主动将藏书或卖给商店做包装纸,或当众烧毁。木刻书能躲过那场浩劫,的确属凤毛麟角。

除此之外,浒湾镇还形成了完整的出版业态,因为出版书籍最大的原料就是纸和墨,所以浒湾也有许多的纸店,申晓飞在文中写到:

浒湾镇有大小纸店、作坊140余家,纸槽300多个,事实上,“书、纸、笔、墨”这文房四宝,浒湾皆能生产。
进入民国之后,浒湾便逐渐不再做纸,而是从其他地区购买纸张。当外地的纸张来到浒湾之后,书铺老板还将它们染成各种颜色纸,以丰富取胜,所以有了“纸不到浒湾不齐”一说。谈到纸张的选择,其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可惜当我来到浒湾古镇时,已经看不到这样有机的鲜活场景,眼前所见已经变成了少有生机的固态,而且这种固态也在衰败之中。我在一些街区上看到了不少倒塌的房屋,如果没有人维修,这里的老房屋还会继续地倒塌下去,真不希望在中国出版史上有着如此重要地位的浒湾,就这样被时间这个“恶魔”,一点一点地吞噬掉,盼着能够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像当地那位房地产商一样,投入巨资把这个古镇恢复出原有的生机。

人去楼空

虽然说这个世上的一切没有长久,但正如谭咏麟唱的那首《水中花》,我总想“强要留住一抹红”,尽管它“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的颜色”,但总比《红楼梦》中所说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要好得太多。幸运的是,当的地旅游局局长胡军民先生也有着这样的共识,在当晚吃饭时,他讲述着自己正努力的招商引资,为此他欢迎任何一位描绘浒湾镇的人,也正因如此,我今日的寻访成为了他的座上客,虽然我人单力微,但我还是希望能够有大力者出手来做这件功德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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